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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平台ag平台是真是假 「政治学研究」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作者:匿名 时间:2020-01-11 16: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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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平台ag平台是真是假,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作者: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语言学转向”是一种当代学术思潮,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发现事实与建构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构成巨大挑战,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可分语言学的视角与语言学方法两个层面。语言学视角主张“语言的政治化”,语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预设。反映论预设把语言视为介质,透视并反映民族、国家、制度等宏观议题的“强结构”,而建构论预设把语言看作本源,塑造并建构社会网络、集体认同、行动等中微观议题的“弱结构”。语言学方法强调“政治的语言化”,把书写文本视为发现政治事实的全部论据,具体表现为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三种类型,以不同方式进入政治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缺陷在于,视角的不同预设带来知识的不确定性,而方法的文本主义导致不必要的混乱。中国政治学方法论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能因视角与方法的新颖而忽略缺陷,需要跳出“语言的牢笼”,回到超语言的社会事实与价值规范。

近年来,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提倡概念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研究方法出现诸如词频分析、概念史研究等新方法与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的新运用,使词频统计正成为方法论领域的新潮流,这确实可以给政治学研究增加新议题与新材料。但总体而言,新方法的运用还略显粗糙和混乱,有些判断甚至已造成不必要的争议,对知识生产与认识中国政治问题可能产生错觉或错误。这些新方法与技术在方法论层面同出一源,即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思潮。

于方法论而言,“语言学转向”是指以语言为分析中心,发展出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其中,在观察事物的视角与进路方面强调“语言的政治化”,把语言关联到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治行动过程与结果等,让语言在认识人类政治世界并形成政治学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组织经验材料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强调“政治的语言化”,主要是通过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等技术手段,把文本语言的文字材料作为调查对象,落实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视角。“语言学转向”的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评估“语言学转向”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以避免盲目运用该思潮带来的不恰当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语言的政治化:语言学作为视角

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与创造知识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与歌德等都曾专门讨论人类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从而奠定了语言哲学传统。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开始,西方语言哲学传统出现“三家分晋”,各自对后世都产生巨大影响。其中,维特根斯坦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问题,强调“语言游戏”原则的规范性以及语词构成与应用的逻辑性,奠定了英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海德格尔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把言说视为人成为人及其构建生活世界的本质,发展出德国存在主义的阐释学传统;索绪尔主张语言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符号系统,重视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自主性及其与外在世界的结构同一性和差异性,开创了法国结构主义传统。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语言学转向”的学术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主张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到不同研究领域。正如最早使用“语言学转向”一词的罗蒂所言,“语言学转向”是一系列转向,受多个语言哲学传统的影响,杂乱地指向不同的目的。他自己回应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认为应把“语言学转向”视为哲学的非本质主义视角,作为方法论来对待所有规范问题。然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主要不是英美哲学传统,而是欧陆传统的内在变化,具体表现为法国德里达与福柯开创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德国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上发展的阐释学哲学。此外,同时期还出现许多反叛性与解构性的“转向”思潮,比如“后现代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等,与“语言学转向”扭结在一起,汇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向”大潮,对经验事实与知识性质提供批判性的新视角、新理解与新阐释。

“语言学转向”思潮之所以最为突出,在于语言学是最可操作性的方法论,语言符号可以同时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在后现代思潮作用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语言学转向”的推手,包括文化人类学的格尔茨、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历史哲学的海登·怀特、社会学的布迪厄等不同学科的“异数”。他们高度重视语言对历史书写、社会建构、观念转型等各方面的规范作用,视之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摄性与构成性要素,诚如布迪厄指出:词语制造事实,而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全新的视角重塑人类的经验世界与知识本身,试图颠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价值、知识体系及其生产方式,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阶段与主题更替以及研究过程与方向趋势的变化,知识生产群体内部出现新的分化、交锋与代际更替,从而推动学科潮流的兴衰起伏。

“语言学转向”强调语言的语词构成、概念语义与符号语用在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言说及其文本的内容、主体、对象、过程、意义与情境等,并且把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图像、仪式、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文化观念、历史与心理活动都纳入语言学视域。对语言学来说,“转向”大大扩展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其他学科领域来说,语言学是重要的视角与方法。“语言学转向”首先影响社会史、观念史与知识史等领域,随后产生“蝴蝶效应”,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研究。行动者通过语言展示复杂的多重关系,语言交流结成行动的意义之网,使原本不同领域的研究汇集到语言场域。因此,语言学视角的引入,对不同的学科知识领域产生不同的冲击。然而,在政治学领域,语言学视角存在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面向,各自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前提假设与研究重点。

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以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预设为基础。语言被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符码系统,嵌入在稳定的政治结构情境中,明确语言内部的功能表达,也限制行动者语言交流的自由言说,因此与外在的政治结构系统相吻合。由此预设出发,语言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只是以往作为常量而被遮蔽,或者只定位为政治沟通与传播功能的象征符号,是政治宣传、简化、竞争与动员的工具。语言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出政治意识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家政权控制的重要对象,因此,语言共同体(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完全重合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追求。但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实况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归属不同国家,而处于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所以,随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政治参与及社会动员要求大众与统治精英操持同一种语言,把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语言限制为“方言”,通过民族化与教育标准化推广与主流精英一致的“官话”。这样,应政治合法化宣传、体制意识形态渗透、学校教育体制落实的需要,语言变得高度政治化。以此经验事实为基础,语言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可以超越自然/社会、个体/整体、物质/精神等之间的二分法传统,并运用于从宏观到微观的所有政治领域,以语言政治化的方式看待人的生活世界。据此,李普塞特把政治作为分析主体而语言作为变量,对文字、语言、阶级意识、经济与政治发展关联起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因果分析。

显然,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挑战了政治学研究的传统假设,即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并决定文化实践,所有政治制度结构都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但是,其预设的前提是,语言所蕴含与承载的价值体系相对稳定,可以反映普遍认同的政治系统。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表征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批判理论,都可以纳入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从理论与经验层面考察西方“话语霸权”的文化形成以及东西方“话语冲突”等问题。

但是,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难以分析变动的社会政治秩序,尤其是激烈动荡的历史时刻。社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大规模变革,符号系统与价值系统可能超前或滞后,与政治系统产生严重分裂,从而可能大量制造新语词或衍生新语义。三者之间处于断裂而不连续的非常状态,作为“名”的语言与作为“实”的物质结构之间往往错位,这使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得以可能。

在建构论看来,语言不是政治的衍生物,语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语言结构的关系位置,而是取决于社会行动者及其变动的具体语境。换言之,语言是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由此界定群体认同与集体行动,塑造文化观念、政治权力、社会网络、经济利益及其资源分配方式。

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以后结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为预设。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力干预或操控社会秩序,使之不可能局限于单一文化、道德或宗教的终极基础。意义依政治语境的变化而建构,政治行动者根据时空的语境因素来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言要素。德里达指出,每一个言说或书写的语言符号都可以用引号来引用,切断其固有语境,并以一种绝对不受限制的方式赋予无限的新语境和意义。因此,语言本身不是被动反映的符号系统,而是积极建构的意义系统,以非意料的、自我转换的、不受约束的、自我宣扬的方式存在,可以不依赖外部任何稳定意义的参照物。同样,上帝意志、经济增长、阶级斗争、人性等都不能决定社会结构的总体逻辑,相反,历史的、断裂的、偶然的政治话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而政治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由此预设出发,语言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独立变量,不仅塑造经验实在,而且构成事实本身,从而打破政治表象与政治本质之间的依附关系。比如,同样关注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但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侧重家庭、性别、地域、宗教、行业等方面的语言资料,从不同时空的文本交流与言说沟通出发,考察工人“联盟”的“行业黑话”形成过程及其促成的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建构共同的政治与社会身份意识,塑造政治认同,进而发展出集体行动的政治表达与革命实践。

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主要是考察特定群体使用的语词、概念与话语等表达方式,可以在社会认同与政治动员过程、理论与方法工具之间建立一种动态联系。在此过程中,语言不只是物质性活动的言说工具,而是作为构成理解世界和表达意义观念的关系模式。语言本身承载全部的意义或价值系统,包括人们如何思考特定的议题以及如何理解生活世界的组织方式。据此,语言符号具有与政治权力适当分离的自主性,并且把价值与意义赋予语言本身,更适合考察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分析政治事件或日常微观生活领域中政治行动者的言说过程。比较而言,语言学视角的反映论预设关注文化差异、民族形成、国家构建、制度变迁等宏观权力的结构问题,而建构论预设更集中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与政治抗争过程,尤其是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种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及其细节变化。然而,建构论预设不仅重视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紧密关联,还取决于创造与阐释语言意义的研究者。研究者赋予研究对象或概念符号多重意义,语词、概念与话语的政治关联也因研究者判断与理解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政治事实主要依据研究者主观的理解、想象、判断、阐释与建构,而缺乏外在的客观标准。这大大突破了追求事实清晰明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范畴,但也有“自说自话”的嫌疑。

至此,“语言学转向”思潮使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大大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视域范围,也严重冲击了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思维、理论、概念与方法。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一直存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事实与价值等二元冲突。实证研究的内部还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竞争,规范研究则存在真理与谬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方面的价值分歧。语言学视角恰恰有助于打破这些传统争论,把对立面重新结合到语言场域,或者转化为语言内部的语词与语义斗争。语言可以绕开价值与意义的争论,通过深刻透视语言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把政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统一起来。

同时,语言学视角把政治、社会、法律、宗教和国家观念同时关联在一起,摆脱此前仅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附属品位置,把政治实践中的修辞话语从“社会”转移到“文化”领域。由此,语言学视角可以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调查对象,几乎所有文字符号的文本与图像都具有政治意义,并因此进入经验材料的视野范围。当然,语言是否具有政治性,语词、概念与文本是否需要置于语境中理解,这似乎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偏好、问题意识和政治想象力,他们有目的地反思文本与言说的语境及其与政治权力、政治结构的关联。政治学者们以不同方式“消费”语言,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与资料中自由穿梭,甚至抽离时空情境约束而展开纯文本研究,皆能解读或揣测到政治权力与制度的观念、意义、意图与表现,从而给政治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但也产生新的问题。

当然,把政治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划分为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视角,更多具有分析性意义,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可能并非决然对立。一方面,语言既是物质世界的表征方式,同时也建构并强化物质世界;反过来,物质世界的变化也建构语言,推动语言构成要素的结构变迁。另一方面,语言无法脱离物质世界,社会行动者既通过语言来理解、阐释与改造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通过语言改造社会行动者本身。因此,语言学更多是理解社会政治世界的方式,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视角切换,是为了更好观察与理解物质世界。相应,这也带来认知与知识本身的错位或混乱,并传导到收集语言材料的具体方法。

二、政治的语言化:语言学作为方法

政治学研究一旦确立语言学视角在方法论层面的正当性,各种语言学方法的运用就具有合理性,主要是通过书写的文本来组织经验材料,从中寻找并构建政治事实与知识。语词、语义、语法是构成语言的内在要素,文本与语境是决定语言存续的外在要素,而对各要素的不同侧重造就了语言学方法的差异。其中,文本作为语言符号的共同载体与语言资料的来源,是一组传递信息的句子群,自主组织内在统一的意义秩序,而文本的呈现方式及其所处的语境共同影响文本信息的传递效果。文本呈现为书籍、报刊杂志、档案文件、书信等不同形式,决定了研究者采集语言信息的不同技术手段与方法。语境有时被视为影响文本语言结构的根本因素,影响到语词、概念、话语的作用与位置,当然,文本有时被完全抽离语言表达的时空语境,成为独立的考察对象。根据对语言构成要素的不同侧重,语言学视角主要通过三种常见的语言学方法来落实。

(一)语词分析

语词,尤其是专有的名词术语与关键词,是用来描述、指代、再现、评价外界事物并形成表象世界的最直观形式,也是构成语言符号系统的最基本单位。物质世界的新现象可以通过创造新语词或改造旧语词来表现,而只有以语词完成对现象世界的基本命名之后,才可能进一步探讨更复杂的概念与话语问题。学术界早已注意到研究语词的必要性,也发展出诸多成熟的技术与方法,但分歧很大,大致可以分为有无历史意识两种类型。

没有历史意识的语词分析是把大量语词汇集成一个语料库,利用现代统计技术和计算机编程,测量相关或相近语词的运用趋势,反映使用者在特定时期的态度、价值与意图变化。这种语词分析的雏型是词频分析,用于分析图书资料与学科发展动态的外部特征,不涉及语义和文本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内容分析更为系统地反映文本交流,对信息内容进行分类,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20 世纪 20 年代,拉斯韦尔把内容分析法应用到政治科学领域,对二战时各交战国政治宣传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定性分析。显然,内容分析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语言学的扩展,研究流程包括设计问题,创建语料库,对核心语词出现的频率进行编码、抽样和统计分析,最后以大数据的结果反映总体趋势的变化。然而,任何词汇皆有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时代烙印,反映每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行动实践和价值倾向,不能外在于人与社会的文化语境来理解语词。这意味着,语词分析需要把特定语词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让语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行动实践。

有历史意识的语词分析最典型的是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与以斯金纳、波考克、邓恩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他们都受战后英国兴起的“文化转向”影响,强调文化是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以此理解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而语词分析是研究文化系统中最能把握的重要词汇。其中,雷蒙·威廉斯主张记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分析特定时代一连串词汇的词义及其形塑过程,寻找词语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异用法,反思各种知识领域之间的互通性。之所以称为“关键词”,是因为在情境及其阐释中“重要且相关”,“意义深长且具有指示性”。

因此,雷蒙·威廉斯探讨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这五个最常见的关键词,考察它们在 18 世纪后至 19 世纪前半叶的产生及其普遍化过程,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社会与文化后果。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重视词汇与词义本身,但对陈述主体和对象之间交往关系进行匿名化处理。相较而言,“剑桥学派”的观念史研究重新阐释英国近代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在他们看来,经典文本的产生作为一种政治和历史事件,是作者表达“意图”并介入当时政治争论的方式。其方法的独特性在于,让具体的文本作品回到它特定的历史情境,并通过语境来理解与阐释作者的真正意图。作品之经典在于内蕴作者的伟大“意图”,但全部来自作者经验实践的具体语境,语境决定了问题、文本与语词的生产。其中,文本不是理解思想的载体,而是思想本身,是作者用以表达政治行动并参与立场争论的“武器”。因此,研究者必须关注作者在文本书写时的政治意图与使用特定语词的政治目的。同时,语词是产生各种意义的基础,但被语境构建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竞争和冲突的。任何语词不可避免包括作者特殊的意图、在特定场合表达特殊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作者的意图被使用的语词所限制,并受其意识形态假设、修辞策略和表达习惯所引导。简言之,“剑桥学派”强调,用来表达政治思想的任何语词不能脱离语境,必须回归其文化和时局形势的具体时空。

(二)概念分析

当然,语词与概念不容易准确区分。概念要借助关键的语词来标记与识别事物,但又不限于此。概念与人类有序的组织活动有关,承载人类对外部与内心世界的理性认知能力,创造性提炼某一类或整体的生活经验,表达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共同想象和未来期待,是探索真理和建构知识的普遍基础。有效概念可以反映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征,并使之形成相对统一与连贯的组合关系,但也可脱离所指代的事物,独立形成言说与表达的形式逻辑。只有概念才能解释并分析社会行动,参与价值与立场争论,再现与重塑历史。因此,概念是思想与历史沉淀的符号缩影,是理解和阐释话语的核心,又是基本命题的关键质介。但是,概念形成的来源差异很大,大致可分为本质主义、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三种概念分析方法。

本质主义的概念分析认为,任何概念都有其绝对不变的本质性语义,在运用概念之前必须明确其本质性要素。社会科学只有据于本质上稳定的概念语义以及能够共同理解的“概念家族”,才能完成共同的“语言游戏”。只有从语言哲学的既定假设和模型出发,形成语义普遍化的概念,符合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才能既客观分析社会事实并获得有用的知识,又适用不同的语境并解释更多社会现象,否则造成概念的模糊、混乱和争议。因此,本质主义的概念分析强调概念语义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形式规范的逻辑关联,目的是给社会科学提供清晰统一的分析性概念。社会科学在此基础上完成概念的操作化,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案例考察或量化分析。萨托利是政治学研究的本质主义代表,他认为概念界定需要处理术语、意义与指代之间的关系,确保概念定义简洁清晰地指代对象、属性和边界,确定概念的分类层次及其范畴之间关系,形成概念从抽象到经验运用的“抽象阶梯”。比如政治学家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把“代表”概念分为四种语义形态,并对人类社会的各种“代表”现象进行全景解释。

恰恰相反,在经验主义看来,概念的稳定性并不据于形式的逻辑合理性,而是人类长期经验活动的归纳总结与理性提炼。概念是从具体时空的社会现象或事实出发,逐渐过渡到有时空条件限制的适度概括,最后才发展出超时空限制的普遍稳定形态,因此是一个从经验到规范、从具体到普遍、从下而上的提炼过程。核心概念是自然形成而非理性设计的,有助于理解并有效解释一种独特的或一类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海伍德倡导在政治学领域运用经验主义概念分析,认为政治学应该重视政治概念的归纳,因为学术概念与政治家实践运用的“行话”相一致,研究概念及其建构问题,意味着关注现实政治领域的冲突与斗争过程,探讨政治事实与信仰价值的混杂状况及其意义。因此,他区分事实说明的描述性概念与价值评判的规范性概念,认为只有价值与事实相混合的政治概念才出现本质的争议性和应用的混乱。

比较起来,本质主义的概念分析“从天而降”,经验主义“立地攀爬”,但还存在“伏地前行”的历史主义传统。重要概念既不存在本质性的构成要素,不完全由时空语境限制的语义决定,并反映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事实,也不能进行经验归纳,因为一旦脱离原初语境条件的限制就抛弃了概念本身。相反,历史主义的概念分析强调,还原概念在历史语境条件下的语义形成过程,以此展示相应时代的宏观结构变迁。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方法最为典型。在他看来,概念由其时空语境限制的语义所规定,语词即使早已存在,但被注入确定语义后才成为概念。概念一旦形成就脱离所指代的事物,具有独立性且不再改变,即使事物继续变化且有新的概念所指代。比如,虽然马基雅维利与西塞罗都用“共和”概念来指代政治生活的理想形态,但彼此却独一无二。概念没有本质性存在的语义,而是由作者自己赋予,任何归纳与概括都可能破坏或简化作者在特定语境所赋予的丰富语义。德国概念史方法按照政治化、民主化、时代化与意识形态化四个标准来确定历史性的基本概念,关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可替代、不可绕过的重要概念,其目的是深刻阐释概念的复杂语义变迁,寻找决定人之观念与行动的变迁方向,由微观的语义史展示宏观社会史的复杂变迁。

(三)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大的语言学方法,但比语词分析和概念分析更难把握与运用。话语是可以用来言说的一个词、短语、句子或句群,而话语分析是关注言说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及其与语境之间的联系,强调对话交流的用途、目的与意义,展示言说者的思想转换与交流过程及其所处的话语系统。这要求把静止的书写文本还原为动态的言说过程。因此,话语分析不仅考虑言说者陈述的语词与核心概念,关注书写文本的语境与语义,还要把言说主体及其话语结构带回来,展示话语生产与再生产背后的知识、权力、制度建构等问题。根据话语运用的目的,话语分析可以分为批判性与建构性两种类型。

福柯关注话语规则,把话语定义为一组被陈述的符号序列与规则系统,并由言说主体、言说对象、组合概念、陈述命题四要素构成。福柯式的话语分析之所以是批判性,在于构成要素在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呈现顺序、所在位置、对应关系以及功能转换,揭示话语、话语秩序及其动态建构无处不在的知识与权力共谋关系。其中,知识作为一种自我规制的话语体系,是话语在实践过程中的特定组合,但话语的规则或秩序不是在独立的自我循环或更新中形成的,而是受制于外部的权力结构。因此,话语是知识与权力共谋的生产机制。每一种话语实践都在权力和知识共同建构的网络中进行,任何个体都不是自由创造话语的主体,而是被话语塑造。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福柯式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一般需要五个步骤:1. 承认福柯的前提预设,即话语是以规则和系统方式组织的一系列陈述;2. 确立陈述主体、对象、概念与命题的规则秩序;3. 展示言说内容的话语结构;4. 创建新的陈述空间;5. 揭示话语实践的外部权力关系。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注重话语沟通的过程与效果,认为话语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是“为了证明认知言说的有效性而开展的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阐释、主张、解释与证明都通过话语的沟通来建立观念世界的彼此联系,使平等的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之所以是建构性,在于言说主体并不完全受制于话语规则,而是有能力选择话语并自由表达,有效参与言语的交流以回应生活世界,走向民主协商的交往行动和良善有序的制度建构。显然,建构性的话语分析关注话语的有效沟通及其过程与效果,要求话语参与的主体之间充分平等与相互理解,冲突、差异与竞争性的意见通过真实、真诚、正当的话语沟通,才能实现共识。其中,具有公共理性的话语行动者以准确的陈述命题反映共同的客观世界,遵循共同的话语规范以构建共同的知识世界,通过言语的反思性行动来展示主观世界。

比较起来,以话语规则为中心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更重视陈述主体与话语的结合,消极被动地为话语规则所塑造,目的是批判性地展示话语秩序背后的权力机制。但在以话语主体为中心的建构性话语分析中,陈述主体与话语规则彼此分离,主体之间通过言语交流的积极行动,实现沟通与协商的交往,最终达成相互承认的共识。比如,即使同样关注观念与制度之间关系,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关注二者在话语场域的断裂、差异、冲突与斗争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建构性的话语分析恰恰相反,通过话语行动主体的理性沟通与民主协商,观念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可以达成共识,并落实到制度的理性建构。

显然,上述众多语言学方法多受“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为政治学研究增添不少新的技术手段与新材料,对语言构成要素的理解和侧重不同,遵循不同的语言学传统,采集语言资料的技术与方法也有很大差异。但语言学方法共同依赖于语言及其文本载体,语词构成为概念,概念组合成话语,话语形成文本,从而使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的不同方法相互吸收与借鉴。这也导致后来者混淆不同的研究方法并错误应用。其实,这种混淆更多是“门户之见”。英美世界的语言学方法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传统的影响,把概念分析、话语分析都视为是语词分析的衍生。比如,“历史语境主义”的观念史家们有时也用“概念”和“话语”表述,但对他们而言,“话语”就是语言的应用,而“概念”只是“话语”的一个构成单位,完整的话语不必要拆成无数的“概念”。然而,这种混淆无法得到德法两大语言哲学传统的认可,反而加深研究方法之间在理解与应用时的沟壑,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运用语言学方法时乱象丛生。

总之,从收集与分析语言资料的过程来说,从语词分析到话语分析,从词频统计到语义分析,从变量解释到过程阐释,从话语批判到话语建构,是研究技术难度不断叠加的过程,不断挑战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无论如何,语言学方法已经深刻影响到政治学研究从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到政治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深度推动政治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评价:主要缺陷与出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语言学转向”思潮兴起之后的二十年里,语言被视为一个专断独立的表征系统,从直接关注“硬”的物质事实转到“软”的文化事实。语言成为打开客观世界的钥匙,是社会事实和知识生产的介质,甚至是塑造社会结构和政治行动的源泉。其方法论意义主要是批判物质决定论、方法论个人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等多个学术传统。然而,“语言学转向”并非是一个内在同质的学术流派,而是多个语言哲学传统的扭结,使语言学的视角之间、方法之间相互抵牾,视角与方法之间不连贯,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爆发诸多影响全球的重大事件,使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捉襟见肘。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逃离“语言的牢笼”,抵制“语言的滥用”,重新回到物质生产领域。如今,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视之为新视角与新方法,更需要警惕其根本缺陷。

首先,政治学方法论不能囿于语言范畴。政治学研究关注高度地域化、语境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实践活动,需要诉诸特定的语言交流形式,用语言凝练概念并表达命题。但是,每一种语言都是受时空限制的独立存在,表现与表达方式的差异巨大,语言的边界明晰,没有哪一种语言可以统摄其他语言文字。换言之,语言学视角与方法只能收集形式化的语言材料,局部理解真实的政治生活,难以整体提炼为普遍有效的政治学知识。政治学研究既分析语言世界的政治现象,也理解语言之外的政治生活状况,并总结过去所有时代的政治发展规律及教训。政治学知识不仅有科学的经验事实,还包括人类共同追求的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规范。因此,在语言之上对世界和平与全球秩序的期待无法局限于单一的语言结构。以此相关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与行动方案必然是跨语际的交流、传播与实践,所产生大量的概念转换与语义再生产,形成言说主体之间的资源竞争、权力冲突与超语言的民主协商。因此,仅仅从语言学视角与方法关注政治学研究,容易滑入相对主义或者非此即彼的话语霸权主义。政治学知识关注真实的政治活动,并不能全部装进“语言的牢笼”,毋宁说还有超语言的制度与价值追求。

其次,两种语言学视角之间存在冲突。反映论者把语言视为再现与沟通现实世界的独特介质,有利于接近并解释诸如认同、权力、文化等结构性事实。这种语言学视角并不否定既定的经验知识,没有颠覆经济、军事、国家、人口等物质性研究的基本命题与理论,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丰富经验世界的视角,利用语言材料重复已有的结论。反映论的确增加原来被长期忽视的研究主题,但没有超出经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只是在已经赢得战争的战场上继续战斗”。建构论比反映论更为激进,把语言视为建构社会现实的本体,强调言说行动的创造性,试图突破语言的结构性与依附性限制。然而,建构论只能关注特殊时空的特殊事件,但在复杂的、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时期,大量涌现的新语词与语义是混乱的、异质的、不同时间的重叠交错。这很难产生一致的政治意义和统一的集体力量,反而形成模糊的衍生符号,增加理解和解释社会政治转型的困难。两种语言学视角是据于语言作用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对语言与现实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判断。两种视角之间在结构论与后结构论之间、本质论与反本质论之间相互对立,认识论上强化结构与行动、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冲突,消解语言学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带来研究对象的模糊性、非真实性和知识的不可靠性。

最后是文本主义。语言学视角把真实世界简化为书写的文本,过度依赖语言的文本载体。人类的政治活动与智慧早于记载并保留文字记录的语言文本,语言文本也始终是历史的,滞后于真实的政治活动。历史的文本只能表达明确的、合乎理性逻辑的政治观念,尤其不能完全通过文本来判断和分析政治制度的设计及其运转机制。真实的政治行动与结构迷失在文本的语词、概念与话语中,研究者只能以静态的文本语言重建意义网络,塑造言说主体与对象关系,还原行动主体的前话语经验与超话语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时,网状的社会交往与政治权力关系经过逻辑线性的语言过滤之后,体现为结构化的文本,而研究者只能通过纯粹的语言分析和意义建构,重新还原网状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这个提炼与还原过程屏蔽了语言结构内部与话语系统之间的张力、冲突与竞争,忽视文本作者意图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断裂性以及语言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不连续性。换言之,纯粹通过文本来重塑的政治行动与结构,既过于依赖语言,滥用语言本身,又难以回到文本之前与之外真实的政治世界。

总之,“语言学转向”思潮看似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新颖的视角与方法,实则使之陷入认识论的迷失与方法论的危机,使物质世界失去客观科学性。社会科学的预设是,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优先于思想与行动,其目标是追求结构的客观性,而各种物质化形式的“硬数据”最可能接近这些客观结构。但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反对客观性原则,认为物质结构本身只是语言文化“软数据”塑造的结果。“语言学转向”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正如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指出的,是西方 60 年代末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与政治危机在知识界的延续,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而经济的全球化转型进一步激化西方国家在诸多领域的社会矛盾,客观上加剧对科学化、结构化、标准化的客观知识的怀疑。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直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霸权秩序进行较量与妥协,知识界也怀疑与批判现代西方体制与知识传统。但问题是,知识界本应该继续批判全球资本秩序,却以犬儒主义的政治立场,误导性地转向后现代思潮,逃避政治责任,没有捍卫现代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那么,在面临“语言学转向”思潮及其背后资本全球化力量的冲击时,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立场是什么? 如何对待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

首先坚定唯物主义认识论传统。“语言学转向”思潮过于突出语言,取代物质第一性的原理,世界成为超物质结构的系列实践及结果。这严重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尤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核心假设。我们需要认识到,“语言学转向”是以批判和颠覆为基础,不仅解构现代西方的价值秩序与理性精神,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危机的反应,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失去本质性的对象。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保持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洞察力,批判性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与运行逻辑,而不能停留在其表面的语言现象。不仅如此,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在价值规范层面突破语言的藩篱,抵制建构论语言学视角的反本质主义假设,自由、科学、平等、正义等普遍价值理念仍有其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

其次回到社会事实。一般而言,社会大众的政治行动难以进入知识精英的语言系统,书写的语言较少记录无声的社会大众,观念交流与行动交往或冲突也难以形成逻辑线性的语言叙事结构。反过来,政治权威的意图与行动可能在文本传递过程中被放弃或扭曲,无法完全得到社会大众的回应。因此,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走出语言的“牢笼”,回到真实发生的社会事实本身。一方面是深入观察制度运行与政策执行,体验真实的政策效果与社会反应,从中发现真正的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大量收集一手经验材料与真实数据,提炼有效的概念、理论与命题,为解决社会政治难题提供有效策略。在此过程中,“语言学转向”可以继续挑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但与社会事实是互补、互通和互证关系。语言学视角与方法的新颖性可以开发更多研究领域,扩展研究方法范围,但需要据于社会事实来理解语言的作用。换言之,中国政治学研究不能把语言学视角与方法视为竞争性的、替代性的、冲突的方法论范式,而是理解与解释社会事实的具体方式。

最后回到中国事实。随着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强调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概念体系、学科体系,要求在中国自身传统寻找独特的学术话语,提炼学术概念来解释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经验,扭转百年来中国一直用舶来的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局面。因此,语言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一个不可绕过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并非研究概念与话语本身,不只关注语言本身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关联性,更不是关注词频的变化与文本内容的语词表述。相反,中国政治学需要回到中国现实的事实经验,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在研究中提炼描述性、阐释性与分析性的概念,即从经验之“实”到语言之“名”,而不是因“名”而“名”或有名无实。运用有效的命名方式来理解并解释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现象,修正已有的理论命题,这才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概念形成逻辑与话语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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